客从远方来,赣江与万安人口融合的卷语往事

一条江把一个县一分为二，以江为界，水东水西通常是县域治理的两个片区。万安却不是这样，尽管赣江穿越县境，但是万安人习惯以上乡下乡分界。惶恐滩是上乡下乡的分界线，惶恐滩因文天祥“惶恐滩头说惶恐，零丁洋里叹零丁”的诗句闻名遐迩。从惶恐滩向东南，山峦叠嶂，谓之上乡，往西北，丘陵绵延，谓之下乡。

上乡下乡是两个迥然不同的世界。上乡山多地少，耕作条件很差，小的田块打下的粮食只够一家人吃一餐；下乡地多山少，耕作条件相对要好，日子比上乡殷实。上乡，左邻右舍相约一伙人去放牧，牛的脖子上挂着一个竹筒铃铛，即使在深山幽谷中走失也便于寻找；下乡，每天清早各家各户将牛送至村外草坪，用一根长绳将牛拴在木桩上，让牛自行吃草，中午换一个地方，傍晚将牛牵回家。上乡习惯冬天腌制腊味，下乡则没有成俗。上乡人很会过日子，一般人家都要在住房的附近挖一眼小塘，养上几条鱼，为的是有贵客来时，捞上一条招待客人。

一个惶恐滩为什么会把一个县分成风俗不同的两个区域？这是因为上乡为客家聚居区，下乡是非客家聚居区。

万安处在赣南客家地区的边缘，是非纯客家县，俗称半客家县，整个县里非客家人与客家人口数量大致相当。非客家与客家生活聚居区语言、风俗、习惯迥异，但是时间把生活在这个县的人们融合在了一起。客家话同样是万安的主要方言，在全县所有地方，人们不仅可以听到客家话，而且客家话与万安本地话的交流没有任何障碍。语言融合其实就是地缘认同。

在万安，可以分辨谁是客家人，却不能分辨谁是本地人。以学界的观点，南迁的汉人并不都是客家人，他们中只有闽粤赣系和源自这一系的人，才被称为客家人。这一理论或许可以理解为，只有那些说客家话遵循客家风俗习惯的人，才被称之为客家人，而那些尽管来自中原却被原住民同化了的“中原人”则不被称作客家人。实际上，这种认知还是过于简单，谁是客家，终究是感情归属的问题。或许只有那些自称“河洛郎”的人们才是客家人。

人口的迁徙，在万安这块上土地烙印了重重履痕，写就了万安千年的建县史。人口的跌宕，写尽了万安千年的兴衰荣辱。寻着《万安县志》的记载，我们似乎可以依稀看到千年的迁徙路线：

明洪武二十四年（）县境人口人。

宣德七年（）县境人口人。

正统七年（）县境人口人。

弘治五年（）县境人口人。

清顺治十七年（）县境人口人。

乾隆四十七年（）县境人口人。

嘉庆十七年（）县境人口人。

道光二年（）县境人口人。

道光二十九年（）县境人口人。

同治九年（）县境人口人。

《万安县志》没有明确记载明洪武二十四年（）年以前的人口，只是零星记载了当时村庄的数量。我揣测，建县之初的万安人口应该也是寥寥数万。从明洪武二十四年（）到弘治五年（）的一百年，中国人口增长较快，然而，万安县境人口不仅没有增加反倒减少了4万。

更令人惊诧的是，到了清乾隆四十七年（）万安人口突然快速增长，同治九年（）到达高峰，90年不到的时间万安人口增加了13万。这个人口数量比年的人还多出近20万，比年的人口还多出近2万。如果历史的记载无误，其中应该有着怎样的玄机呢？

或许我们可以得出一个结论，万安人口迁徙非常频繁，人口的迁入与迁出随时都在发生。然而，是什么样的原因和际遇，使万安的人口出现如此大的跌宕呢？跟着历史演进，我似乎看到了一次次人口大迁徙的步履，赣江十八滩可以凭其险要滞缓迁客的脚步，却不能动摇迁客的决心。

公元前年，秦始皇发动第一次南迁行动，他派兵60万“南征百越”，南下的秦军从闽粤赣边直抵兴宁、海丰。过了七年，秦始皇再次派兵50万“南戍五岭”，这些兵丁长期“戍五岭，与越杂处”，秦亡后，两批南下的秦兵都留在当地，成为首批客家人。据说，秦始皇为了建造阿房宫，驱赶数万“木客”往赣南兴国伐木，没累死的后来就留在了当地，这大概便是赣江十八滩流域最早的客家先民。魏晋南北朝时期“五胡乱华”，一部分中原人为了逃避战乱辗转迁入闽粤赣边。

稍后，由于北方战乱，又有百万中原人南迁至长江中游两岸。其中一部分人流入赣南，一部分经宁都、石城进入闽粤。唐代“安史之乱”，大量中原人南逃。黄巢起义，又有大批中原人逃入闽粤赣。北宋末金人入侵，一部分官吏士民流移太湖流域，另一部分南渡大庾岭，入南雄、始兴、韶关，或经南昌、吉安、赣州，进入福建汀州，或滞留赣南。明末清初，生活在赣南、粤东、粤北的客家人因人口繁衍过快，自然禀赋不足，被迫向川、湘、桂、台以及粤中粤西迁徙。这次大规模的迁徙，在客家移民史上被称作“西进运动”。

正是这几次大规模的人口南迁，完成了中国历史上最伟大的民族融合、经济融合和文化融合。有学者认为，这几次大规模的人口南迁，每一次都与万安有或多或少的关联，因为万安是客家人迁徙的中转站。我想，这一结论的依据是万安独特的地理位置。因为赣江十八滩，万安成了古代南北水上交通的重要枢纽，学者据此推断万安是迁客们的中转站似乎也有道理。万安县历史学者耿艳鹏在《万安县文史资料》载文披露：

据族谱和八十年代地名普查资料，南北朝时期，万安地面上只有濒临赣江的几个村子，如罗塘下街、韶口北岗。自西晋永嘉之乱开始，至唐末黄巢农民起义，中原连续战乱，大批中原人南渡长江，一部分留居江浙，一部分迁往闽粤赣，他们大部分沿赣江南下抵达万安，其中一些人出于种种原因，定居万安或在万安暂歇。到唐末，万安地面上一下子就出现了59个村子，南唐又新增14个村。宋代多次战乱，朝廷迁往临安，中原和原中原迁居江淮江浙的土族，又纷纷逃离，大小船只航行在赣江上，留居万安的人口大增。两宋期间，万安地面新增个村子。明清时期，大批福建广东和赣南客家人迁入万安，明代万安新增个村子，清代新增村。

为什么在明清时期会有大批客家人迁往万安呢？人口稀薄是万安吸引人口膨胀、生活艰难的闽粤客家举族回迁的重要因素。此外，他们许多家族，历史上就与万安有血缘关系，有的祖先在万安，如闽粤许氏；有的一直与万安同族有联系，如闽湘华林系胡氏；有的是先已有人随同乡迁在万安，如粤地吴氏；有的是家族中有人在万安或赣地为官，如闽粤林氏、张氏等；有的是听曾在迁徙过程中路过万安或暂居过万安者所云。因此，他们纷纷举族或相约回迁万安。先来者尚可在沿江丘陵地区找到别人未插标的土地和山林，安家落户，插标占地，开垦兴业。后来者要么租佃先来者已占有的田地和山场，要么就走进大山之中，去寻得新的生活生产资源。

客家人生活的地方自然禀赋差，繁衍几代后就难以供养不断增多的人口，不得不又考虑外迁。曾任晋惠帝殿前都元帅的许光卿在“永嘉之乱”后举家南迁，其后裔在唐德宗年间（~）迁居万安厚陵，成为弹前上洛许氏先祖。上洛许氏在宋代出了国子祭酒许富和礼部尚书许贵两兄弟，这两兄弟生有八个儿子，其中数子后裔分迁广东、福建和赣南，并成客家大族。六郎公许瑯先居福建汀州，其后裔迁往广东潮州府，繁衍十多代后，一支后裔于清初又回迁万安。

据记载，从康熙元年（）到同治九年（），万安接纳了二十多万客家移民，使得万安县人口激增。这一时期除当地原住民自然繁衍外，从中原地区或赣江下游吴赣文化区南迁万安的并不多，大量新增人口是来自福建、广东、赣南的客家人。他们在万安的山区落户，万安成了他们的新家园。

时局的动荡，把自称“河洛郎”的客家人定格在了客籍的方位，他们只能听从历史的摆布。但是客家人执著坚韧，他们把对生命的理解和繁衍的信心写进了客家围屋，写进了客家的语言，写进每一个客家人的心田。无论条件多差的地方，他们都能够生存下来，并迅速繁衍。他们在山脚或者山腰挖出一个屋盘子，然后用糯米浆拌和黄泥筑墙，就地伐木以作梁柱，房屋建造起来，就有了家。紧接着垦荒，沿着沟壑，削峰填谷，造出来一垄垄梯田，就连山边边上一小块土地也不放过，然后畜养猪牛。对于新居的选址客家人不敢马虎，他们重视风水，讲究山形水势，重视天人合一，采光，通风，水源，朝向无一不在考虑之列。对新的家园，客家人是凝心聚力地在经营。

来得早的客家人称自己为老客，新来的称新客。万安老客不多，却不乏大族和精英。上洛许氏是一个大家族，其远祖许贵在宋朝做过礼部尚书；涧田钟氏也是家学渊远，其前人虽名不见经传，但是后人中不乏优秀人物，中华人民共和国开国中将钟汉华就生于斯长于斯。

年公布为省级保护单位的涧田增文堂围屋，是一座三进六杠二层楼硬山顶式围屋，占地面积平方米，共有房间间，集家、祠、井、晒场、粮仓于一体，内敛雄浑。与涧田围屋交相辉映的沙坪胡忠简公祠，是一座不同凡响的建筑，地虽偏僻，却显示出胡氏家族的显赫。祠堂坐西向东，为二井三进，二柱三间砖木结构，宽9.9米，深30.8米，占地面积平方米，品字形龙头纹斗拱纵横交错逐层而上向外挑出，斗拱中心镶嵌一竖式清朝牌匾，因为时间久远，字迹已模糊不清，下方横嵌“胡忠简公祠”行书牌匾。大门前有6个门杵，两边各有一面石鼓，祠堂头进有二根木柱，石础为花草纹，二进有6根木柱，石础雕刻为文房四宝，三进为一神台，高出二进1.2米。二进上神台左右6个台阶，三进有四根木柱，两边各有梢间，整个建筑的雀替为云龙纹和花草纹。公祠建筑风格独特，第一个天井左右护廊有一对称半圆形拱门。

据考，胡忠简公祠建于清代，是胡氏族人为纪念其先祖胡铨而建。祠堂内供奉的胡铨神位牌，为木制镶金结构，高一米多，宽二尺余，主牌底座全面鎏金。祠堂门前2米处立着嘉庆、道光、同治时期的三根功名石，它们骄傲地诉说这个家族曾经的辉煌。以古祠为中心，方圆一里开外形成了一个胡氏村落，住着数百名胡氏后人，是胡铨第35代至38代世孙。村庄的凋敝淹没了祖先的荣光，但是祠堂的堂皇仍然可以让胡氏的子孙找到心灵的依归。

客家人内心似乎还有一个地缘归属，他们外表谦卑，却始终不肯向命运低头，这种行为方式，造就了客家人独有的文化品格：客家人豁达，在一番辗转迁徙之后，在饱尝分离与生死之后，客家人显示出成熟的淡定，尽管这种淡定有着几分无奈，但是客家人随遇而安的定力十分强大。几代之后，新的血缘关系建立，老的血缘渐渐淡去，所有的细节和痛苦都遗忘在了迁徙的路上。客家人好客，善于攀附亲缘，相同姓氏，横竖能够丛生出许多关系，或兄弟或娘舅，嘴上叫着，像亲的一样。客家人与人为善的生存态度，在定居的问题上表现得尤其充分，要么选择客家人聚居的地方，要么选择没有人居住的地方。

而下乡人生来不设防，大大咧咧行走在生命的旅途，这种强悍的文化品格，与上乡大相径庭，然而，文化的差异并不妨碍他们在同一个屋檐下和谐相处。因为建设万安水电站，三万上乡人移民下乡，与下乡人杂居一处，二十多年来，上乡的客家人没被下乡人同化，他们坚守着自己的风俗习惯，与下乡人和平共处，这种求同存异的融合让人欣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