乡村医生自称是老红军,解放后想要高官厚禄
2023/4/9 来源:不详年,随着解放战争的不断胜利,大局已定。百姓们眼见期盼已久的好日子就在眼前,都十分高兴,其中不乏一些曾经参过军打过仗的战士们,开始向组织表明自己的身份。
在江西万安有一个乡村医生,医术一般,连诊所都因为来看诊的人太少而不得不关门了。他在与好友交谈的时候,得意地表示自己曾经入过党。
在当时,能加入共产党已经是十分了不得的事了,大家见他平日里闷不吭声,都认为他是在吹牛。但是他接下来的话却让大家更是惊讶,他说自己不仅入过党,还当过大官,打过游击战,是个实打实的老红军。
众人见他言之凿凿,不像有假,于是纷纷表示羡慕,毕竟眼见解放军就要来了,以他的经历,好日子也不远了。这个消息很快传到了政府人员的耳中,在经过一番查证之后,发现确有其事。
可随即这个乡村医生却被公安逮捕了,这是怎么回事呢?因为他是原闽浙赣省委书记和军区政委——曾洪易。
乡村医生(图非曾洪易)
“中央代表”变“灾星”曾洪易是土生土长的江西人,年12月27日出生在万安县,在本县读完小学之后,进入南昌省立第一师范继续读书。年,在接受了新文化、新思潮的洗礼后,曾洪易加入了社会主义青年团,积极参与到各个运动中去。
当时的中国共产党成立不久,却已经成为青少年心中的一面旗帜,曾洪易也不例外,所以在年他就努力加入了中国共产党,成为了南昌早期的团员、党员之一。
年5月30日,著名的五·卅运动爆发,社会各团体联合起来发动了一场全国性的反日运动,曾洪易也参加了。
年10月,他带领着南昌的团员以及青年学生为这场运动声援,被学校开除。古话说得好,塞翁失马,焉知非福?曾洪易虽然被学校开除了,但却被中央选中,送到了苏联的莫斯科中山大学继续学习,年学成归国。
年,他又被王明选为“中央代表”,前往赣东北苏区,也就是后来的闽浙赣苏区。在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期间,闽浙赣苏区是六大苏区之一,各方面发展都不错,还曾被毛主席称为“苏维埃模范省”。
但此时的曾洪易早已不是刚入党时候的那个一心为人民的青年了,他的内心被王明的“左”倾教条主义所占据,成为了其忠实的执行者。
刚到苏区的他,立即进行组织改造,他挑拨本地干部与外来干部之间的关系,令其产生矛盾,顺势拉拢一批人作为自己的助手。他仗着自己“中央代表”的头衔,摆着一副钦差大臣的架势,对各方面工作插手,搞得一团乱。
曾洪易
但这并没有达到他的目的,年9月,赣东北苏区召开了第一次党代会,曾洪易再一次摆出了“中央代表”的名号,掌控了这次会议的召开。在会上,他还全面否认了在方志敏领导下的各项工作,批评方志敏执行的是“退却保守路线”。
时任红十军政治部主任的吴先民站出来提出反对,因为赣东北在方志敏的带领下,坚持武装斗争,开展土地革命,还壮大了工农红军的队伍,粉碎了敌人的“围剿”,各方面都表明方志敏的道路是正确的。
但是曾洪易此时完全听不进去这些话,他在征得中央的同意之后,直接将原赣东北特委改成了省委,并趁此机会把一向追随他的万永诚、聂洪钧等人提拔到重要职位,对原来的领导班子进行了一次“大换血”。而他自己更是凌驾于所有人之上,可以说在此期间,赣东北特区没有人权利比他还大。
当然,对于方志敏等人他也暂时不敢动,因为领兵打仗这种事他自己不会做,到了战场上也害怕枪炮无眼丢了性命,只能依靠方志敏等。但这并不妨碍他在后方作妖,他提出的“明确阶级路线”,对当地所有富农出身的党员进行打击,丝毫不顾他们平日里是否联系群众、忠诚为党。甚至连男女婚姻关系也作为判断因素,导致许多人不得不退掉婚约。
在他的操作下,大部分人疲于应付,情绪十分低落。
年的秋季,蒋介石第三次发动了“围剿”,沿着信江布下重兵,为的就是切断赣东北与中央的联系。面对如此危急的情况,曾洪易依旧坚持自己“左倾”的路线,完全无视方志敏、吴先民提出向敌人力量薄弱地区发展的正确路线,采取“持久围困碉堡”的方针,哪里有敌人的碉堡,就指挥红军到哪里打仗,结果令红军实力大受损失。
年6月,第四次“围剿”开始了,赣东北党委吸取了上一次的教训,这次没有听从曾洪易的建议,而是采取了方志敏等人坚持游击战和运动战攻击敌人薄弱地区的方法,最终粉碎了敌人的“围剿”。
年10月,敌人展开了第五次“围剿”,曾洪易再次占据指挥权,偏执的他不以前次失败为教训,反而坚持延续之前的路线,指挥红十军攻击敌人的堡垒从,导致红十军损失惨重。军事上的失误并没有让他反省自己,反而在政治上变本加厉,伤害了许多党员,令党元气大伤,大家称他为“灾星”。
消极悲观想叛变当时我国面临的不止内忧,还有外患。
日本侵略者在我们的领土上越发猖狂,年,中共中央开始号召红军北上抗日,并派出一支先遣部队北上,由红军第七军团改编而成,军长为寻淮洲,乐少华为政治委员,粟裕担任参谋长,而曾洪易则作为中央代表跟随部队一起北上。
寻淮洲、乐少华、曾洪易三人组成了军事委员会,但是由于“左”倾思想的影响,寻淮洲实际上没有多少实权,权力都被乐少华、曾洪易掌控。先遣部队一路上多次遭遇敌人的围追堵截,乐少华严格执行中革军委的指令,完全不听经验丰富的寻淮洲的建议,拒绝结合当下实际进行更改,两人之间的矛盾越来越深。
而最明显的改变要数曾洪易,他不再像之前那样对一切安排指手画脚,反而心生动摇,每次敌袭都能吓到他。原本的曾洪易到哪都喜欢坐在正中间,以显示自己中央代表的身份,而此时的他却总喜欢坐在角落里,一言不发。
原本发号施令总少不了他,现在作为军事委员会中身份最高的人,曾洪易却总是逃避,只有在乐少华和寻淮洲吵得不可开交的时候,随便给出一个指令,结果自然不怎么样。此时曾洪易的内心已经被悲观消极情绪所占据,总想着红军会失败,甚至一度动了离开的心思。
年8月,部队在闽东的福安县穆阳镇筹集到了大量的物资,准备继续北上,乐少华坚决按着一条错误的行动路线前进,为此寻淮洲与他大吵一架,而作为中央代表的曾洪易却选择了袖手旁观,既没有给出正确的决定,也没有进行劝架。
中央红军
11月,红七军团进入闽浙赣苏区进行休整。方志敏在第七军团政治委员会议上指出了曾洪易的悲观情绪,对其进行了批评,并把情况电告中央,中央决定把曾洪易调离第七军团,留在地方工作。曾洪易平静地接受了组织的这个决定。
在部队离开闽浙赣苏区继续北上之后,曾洪易被调任为闽浙赣省委书记和军区政委。身居要职的他原本应该带领大家与敌人对抗,可是他却开始主动散布一些失败主义言论,甚至还向中央提出放弃闽浙赣苏区的建议,随后他再一次被撤职。
12月,他被降职为浙江省江山县白沙特区的区委书记。他带着几个人配备了7支枪,组成一支游击队前往,准备在当地建立革命据点。但是到了白沙特区后曾洪易再次退缩了,因为这里不仅是交通要道,群众还分散,不好组织起来。在慎重思考之后,他让游击队带着枪支原路返回,自己则留了下来。
在当地住了一个月之后,闽浙赣苏区丧失,曾洪易不远坐以待毙,立刻前往上海准备寻找党组织。但是在一番寻找之后,却一无所获,身上的钱也快用光了,曾洪易不得不向家里写信要钱,最终得到了他哥哥寄来的20块大洋维持生计。
随后,他便遇到了原红十军的政治委员涂振农,并得知原红十军的政治委员乐光华也在上海寻找着党组织。只是贪生怕死的他不知道涂振农是否已经叛变,不敢多说就告辞了。
不久,他又遇到了同乡王立生。这个王立生早在年的时候就已经叛变,自然也不肯放过曾洪易。起初王立生只是劝曾洪易不要再寻找下去了,希望渺茫,还是早点回家乡去,为表善意还给他提供了一些钱。曾洪易知道五次“围剿”失败后,国民党正在四处抓人,自己此时回家定是难逃一劫。可继续留在上海又没有收入,也不能总靠着同乡的接济。
就在曾洪易犹豫不决的时候,王立生又提出了一个建议:去南京“自首”。王拍着胸脯表示自己可以保证他的生命安全。原本就一直消极悲观的曾洪易想了想眼前的困境,对王立生的建议十分心动。
年5月,在王立生的带领下,曾洪易前往南京,住进了留俄同学招待所。这个招待所名字听起来没有什么特别的,实际上却是国民党专门为那些愿意“自首”又在苏联留过学的共产党员开办的。
在这里,曾洪易填写了自首登记表,迈进了人生的一个转折点。
乡村医生现原形变节后的曾洪易在招待所里住了大半年,每个月可以领取20块大洋维持开销。一直到年春,国民党负责训练工作的王杰夫找到了他,希望他能担任军事政治教官,给军事游击训练班讲课,曾洪易答应了。不过在讲了一个月的课之后,就因为身体原因停止了。
不久后,他又被调到江苏当视察员,每个月的薪金是块,这份工作他一干就是两年,期间还加入了国民党。
年7月,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在中国人民积极抗战的时候,苏联也伸出了援助之手,派出了航空志愿队前来支援作战。但是因为语言不通,在作战交谈方面是个问题,恰巧曾洪易懂俄语,就被调任为俄语翻译。
年,他又被调到教科书编辑委员会当编辑,但因身体不好,不到一年的时间就再次失去了工作,在重庆闲住,失去收入之后只能靠老乡温岳和刘达尧接济。年,因为苏联军事顾问带来了许多军事书籍,需要翻译成中文,曾洪易经过同学介绍,又成为了一名俄文翻译。
年8月,抗日战争取得胜利,曾洪易就动了回乡的心思。年,他带着抗战期间结婚的妻子刘纾予回到了老家万安。这个妻子并非是他原配,据他交代,原配妻子在年作战的时候走散了。没多久,刘纾予见生活越来越困难,一气之下离开了曾洪易,独自一人回到了四川。
被妻子抛弃了的曾洪易十分难过,却也不得不打起精神赚钱糊口,经过家人介绍,他寻到了一份在万安县立中学当英文和历史教员的差事。只是他不甘心自己只是一个小小的教员,于是动了当中学校长的心思。在一番运作后,他没有如愿,反而丢掉了教员的工作。
没有工作的他只好在家务农,维持生计。期间还开了一个小诊所,当起了乡村医生,为附近的乡亲们看病。可是他并不是主攻医术,能力有限,所以来看诊的人不多,没多久小诊所就关门了。
因为他当初离家时间太久了,附近的人对他都不怎么了解,见他回乡的时候行李简单,衣着朴素,便默认他在外面混得一般。而他也很少提起自己从前的事,对外人只说这些年在外地读书,当过编辑,学了点医术,打仗期间还被拉去当过军医。大家对他的话深信不疑。
后来解放战争接连大捷,曾洪易的虚荣心开始作祟,他隐去自己后来变节的事,开始不断地跟关系亲近的朋友讲述自己当初的经历:参加过共产党,当过大官,还和方志敏一起打过游击战。随便一件事在平民百姓眼里,都十分了不得,为此他收获了大家的称赞。
年8月7日,万安解放。为了迎接解放军战士,当地的百姓做足了准备。因为大家知道他参加过共产党,就推荐他出来主持大小事务。曾洪易看当地的国民党政府接近瘫痪,难以指望,于是就顺了大家的意。他出面带领大家送米面给解放军,欢迎解放军的到来,还鼓励商店不要关门。
解放军进城之后,他又配合政府的工作人员,动员群众参加会议,自己也积极参加各项会议。在中小学教师会议上,有些教师听说了他过去的经历,纷纷给他出主意,有人说身为老党员,可以让政府帮忙安排工作,有人说回到党内更好,让他去补办党证,每一个都让曾洪易十分心动。
9月各学校开学,曾洪易找到兼任校长的刘彦县长,希望他能给自己安排工作。刘彦虽口头上答应了,但是却没有给他办复职手续。没有复职手续就拿不到工资,上班也是白上,就这样曾洪易仍旧闲待在家。
后来刘彦又对他说,他不仅可以担任党内和政府的工作,自己还能介绍他去当编辑和俄语翻译,甚至是中学校长、大学教授、中医医生等。刘彦的一番话让曾洪易很是受用,他也开始觉得自己的出路有很多,完全忘记后来自己曾经背叛党的所作所为。
毫无察觉被诱捕不久,中央下达了搜捕潜藏在各地的叛徒的指示,万安县也不例外。
为了降低叛徒们的警惕性,万安县第一区区政府没有直接说搜捕叛徒,而是贴出告示,表示要寻找曾经与共产党有关系的人员。
众人猜测找到后定是有优待,于是曾洪易迅速前往报道,并希望政府能给自己安排一个工作。
他的报道信息很快传到了省里,被那些曾经与他一同在赣东北打过仗、了解他的所作所为的领导十分兴奋,立即下达了逮捕指令。吉安地委接到指令后,立即找到了万安县曾洪易的住处,以介绍他到吉安教俄文为由对他进行诱捕。
曾洪易丝毫没有怀疑,只是遗憾被安排到了吉安而不是万安,不过很快他就想通了,反正两地相隔不远,回一趟家也不算很麻烦,等后期再和政府商量一下,说不定就又调回来了。于是他收拾了一些换洗衣服和书籍,就跟着工作人员坐船前往吉安。
到达吉安后,保险起见,地委组织部长吴青光先找他交谈了一番,了解了一下他的经历。随后吴青光把谈话内容整理成资料,借口说要去一趟南昌见一见省人民政府主席,就将人和资料一起“押送”到了南昌。曾洪易到达南昌后对于自己的处境仍旧一无所知,还满心想着自己的工作。
他写了一份书面报告交了上去,内容主要有三点:一是希望能够恢复党籍,补发党证,最好还能分配党的工作;二是表示自己身体不好,家里又有老人小孩,希望能分配到万安工作,离家近一些;三是如果不能分配工作,希望能够回到万安,由政府帮助行医。
此处能够看出,曾洪易对于医生这个工作还是挺喜欢的。
工作人员在看了他的报告之后,不予理睬,还骂他是个叛徒,曾洪易终于察觉到了不对劲。
两个月后,他同相继被捕的涂振农、缪壮林一起被押送到武汉中原区公安部关押。年2月25日,三人被押送至北京中央公安部德胜门监狱看押。
在被关押期间,曾洪易交代了自己的经历。后来关于他的审判主要集中在两个问题上,一是红军北上抗日先遣队失败一事上他应该承担的责任,二是抗日战争期间他担任国民党俄文翻译的情况和问题的性质。
关于这两个问题,曾洪易都有辩解的借口。在抗日先遣队失败一事上,他认为自己后期已经脱离部队,留在闽浙赣苏区工作,当时的指挥权在中央军区司令员项英手中,最终的失败与自己无关。而担任国民党俄文翻译也是帮助提高中国军队作战能力,是有利于抗日战争的。
他不仅为自己的所作所为狡辩,不愿反省,还天真地以为自己不久就能出去接受政府安排的工作,提出的请求令人发笑。他请求政府派他到苏联工作,担任驻苏领事,还提出涂振农可以担任领事秘书,厚颜无耻的程度十分罕见。后来他又提出希望政府不要在北京给他安排工作,因为他的身体不好,北京的气候不适合他居住,再加上离家远,总要请假回家很麻烦。
他甚至还要求会见中央负责同志,认为这样能够更好地理解他的问题,尽快解决他工作的问题;他还请求如果遣送的话直接遣送回家,不要移交给下级公安;最后又请求政府释放自己,打算回乡务农...
从他的这些请求来看,他也在逐渐放弃挣扎,期望值也不断地在降低。只是他曾经的所作所为,注定了这些期望都会落空。
年3月,公安部提出了对他判处有期徒刑15年的初步意见,随后又移交到北京市军管会军法处继续审查。
年10月24日,军法处以“叛党投敌”、“从事反革命活动”、“破坏人民解放事业”的罪名,判处其死刑。在行刑前,因为肺结核加重,曾洪易在监狱中病亡。虽然免去了行刑的麻烦,但是原本写好的布告也因此没有向世人公布,曾洪易就这样无声无息地去世了。
他这一生,起步高,却落得如此下场,真可谓“一手好牌打得稀烂”,也证明了任何背叛党的人都不会有好下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