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宋时期赣江流域为何如此繁荣国家经济,交

唐宋以来，关中地区经历鼎盛而走向衰落，中国经济、文化重心南移。这个大趋势已是史家的共识。

实际上自东晋以来，因为北方的战乱等原因，就有大批中原人民南迁，甚至汉人的政治中心也时有南迁。这给南方带来了先进的生产力、大量劳动力和财富，促进了南方社会经济的大幅度发展。

与此同时，隋朝修建大运河、唐朝与西域诸国的战争、船运技术提升使得海上贸易呈现全新的前景。唐代中、后期海上丝绸之路兴起（这也是唐代经济重心南移的重要原因之一），和大运河一起作用，形成了南达岭南的经济贸易大动脉。岭南经济开发初有成效，又隐隐为大庾岭路开通和赣南经济的勃兴埋下了伏笔。

这个时期，不仅江淮经济圈成为全国的经济重心，岭南也作为社会、经济的主角之一开始登上历史舞台，以至于贺业钜在《中国古代城市规划史》中认为，“盛唐时，全国大体上分为五个大的经济分区。这五区是，关陇西北经济区、关东经济区、江南经济区、巴蜀西南经济区和岭南经济区”。

总体来说，晋唐以来我国的经济中心南移，并于宋代大体完成了这一南移。这也已经成为学术界的共识。“接瓯闽百越之区，介谿谷万山之阻”的虔（赣）州恰恰处在商贸南移路线的关键节点上[]。受益于商业勃兴的大时代，得助于交通优势，馈取于区域经济往来，唐宋虔州社会、经济、文化均出现了空前的发展和繁荣的局面，城市的规模、性质、职能和城市格局都发生了革命性的变化，面貌骤然一新。

国家意志推动的岭南经济、交通重心东移

“唐宋之际”，虔州的发展是令人瞩目的。但是，论其社会、经济发展，同时代的许多城市也是成就斐然的。如此，则需要把虔州放在全国性的经济、交通变局之中，从流域的角度出发，进行横向对比，才能确切地了解虔州之于“唐宋”，或是“唐宋”之于虔州的意义。

之所以首先探讨岭南和长江中游发生的变化，因为前者在虔州之南，后者在虔州之北。这二者对于虔州起着直接的经济带动的作用：若非有岭南的经济发达，则无唐宋虔州的经济勃兴；同样，要不是赣江流域在长江中游取得竞争优势，唐宋虔州也不会有如此重要的经贸交通地位。

汉末以来岭南经济重心及过岭路线东移唐代作为封建王朝的空前鼎盛时期，疆域辽阔，经济繁荣。岭南虽然地极边远，但是物产丰富，尤其有海运之利。自东吴步骘实行“交广分治”之后，汉族政权确立了对岭南的统治，广州凭借独特的地理优势，逐渐取代了交州，地位日益重要，经济日益发达。岭南政经重心东移充分发挥了海运的优势，区域经济崭露头角，凭其特殊地理优势和丰饶物产，日渐受到中原王朝的重视。

三国时期的曹魏尚视广大南方非为“汉地”，而及至隋唐，中央王朝已将统辖南方的目光倾注于岭表。

隋开皇4年（），隋文帝下诏建南海神庙，这是一个由皇帝亲自下令建立的庙，与加封五岳具有相近的意义，标志着中原王朝已正式将岭南这一“化外之地”视为“皇舆所及”。及至唐朝，广州已成为海上丝绸之路最重要的起点，外商云集，蕃坊人口达30万之多。广州与泉州、明州、扬州并列，成为全国四大港口之一，地位愈发重要。开元十四年（），唐玄宗因久旱，下诏令“太常少卿张九龄祭南岳及南海”；天宝十年()，唐玄宗认为隋朝祭祀海神仅以公侯之礼，“虚王仪而不用，非致崇极之意也”，于是又派张九皋奉玉简金字，册祭南海神为“广利王”，并写《册祭南海神记》，刻碑记事；元和十五年（），唐宪宗又再加封南海神为“南海广利洪圣昭顺威显王”，韩愈作碑文曰：

……考于传记，而南海神次最贵，在北东西三神河伯之上，号祝融……

神位的排序实非韩愈能决定的，韩愈把南海神排在东海神前面，在海神河伯之中最为尊贵，显然是授意于中央皇朝。以上举措都显示了隋唐两代对岭南，尤其对广州作为南方大港的政治、经济地位的重视。事实证明，对海路的重视是高瞻远瞩的。

在中国整体经济重心南移、岭南经济日渐崛起的背景下，过岭交通路线的便捷性日益受到重视，并且发生迁移。按陈伟明在《唐五代岭南道交通路线述略》中的研究，唐代过岭至中原王朝的路线主要有桂州线、郴州线、虔州大庾岭线三条，自西而东分列。

①桂州线（越城岭线），此线最长，优点是在南方均为水路。由广州溯西江至广西柳州，沿漓江北上至桂州（桂林），经灵渠转湘水北上衡阳，过洞庭湖沿长江北上江陵、襄阳、邓州，再沿丹水过武关至长安；

②郴州线（骑田岭线），此线最短。自广州溯北江上韶州，沿武水至郴州（中间需转陆运），转湘水北上衡阳，余者与上述桂州线同；

③虔州大庾岭线，此线长度居中。自广州溯北江上韶州、南雄，弃舟过大庾岭至大余，循章江至虔州达赣江，北过鄱阳湖，经鄂州至襄阳、余者与桂州线同。

这三条路线，在不同的时代背景有着各自的优势。但总体来说，从秦汉至唐宋，过岭路线的重心随着中国政经格局和区域中心不断东移。刘新光在《帝国路线的选择：历代五岭交通路线的变迁》一文中认为，秦汉过岭路线中，桂州线负责军粮物资，郴州线利于行军驰达；六朝割据时期，南朝则倚重于大庾岭路；唐宋由于大运河开通，大庾岭线已经占据了主导地位。

蔡良军在《唐宋岭南联系内地交通线路的变迁与该地区经济重心的转移》提出的见解略有不同，即秦汉至唐，过岭路线经历了桂州线－郴州线－大庾岭线的两次东移。唐代以前，过岭路线主要倚重于桂州线（即越城岭线或曰灵渠线，其支线为贺州线或曰萌渚岭线）为代表的西线，其原因主要在三点：

（1）两晋以前中原王朝的政经中心在关中，岭南的政经中心在交趾；

（2）两晋以前贸易方式以朝贡为主，范围仅限于南海诸国，离广西最近；

（3）灵渠联通湘江、漓江，充分利用了北方陆路发达，南方水运发达的便利。

蔡良军又认为，三国之后，由于东吴、东晋政治中心在江南，岭南政经重心移至广州，郴州线（骑田岭线）有逐渐取代桂州线之势，后世的唐代许多著名的流贬官如韩愈、李绅、沈佺、杜审言均取道于此。与此同时，桂州线由于绕行过长，且灵渠经常淤塞，相形见绌。这是过岭路线的第一次东移。

蔡良军文中进一步认为，郴州线也有武水艰险，陆路险狭的问题。随着唐代广州外贸繁荣，江淮与岭南经济联系加强，张九龄开通大庾岭路，形成了过岭路线的第二次东移。

综上所述，可以得出两个推论：

一、唐代以前大庾岭路不能成为过岭的主要路线，虔州、赣南的发展则受限于区域交通，只能扮演“要冲”的角色，处于相对封闭的状态。南北不能充分交流，赣南区域经济活力有限，则虔州城市性质难脱军镇色彩，发展是相对落后的。

二、及至隋唐，关中资源/人口关系趋向饱和[]，生态恶化[]，南北大运河修通，江淮、岭南的经济开发和经济联系有了实质进展，促成了张九龄开通大庾岭路，也促成了过岭路线的再度东移，才开启了虔州、赣南发展的新时代。

凿滩开岭、舟行车通——过岭路线东移背后的国家意志如前所述，赣南历代都是一个战略要地，最重要的原因是它“接瓯闽百越之区，介谿谷万山之阻，为岭峤之关键，江湖之要枢”的特殊地理环境。唐宋经济重心南移提升了江南经济的地位，海上丝绸之路又加强了岭南的重要性，直接打通赣、粤通道成为历史的必然选择。而唐代之前，大庾岭路线有两大险峻之处——梅关和赣江十八滩，阻隔着岭南岭北之间的联系。这两处天险都是在唐代中期凿通的。

开岭通车——张九龄修通大庾岭路

唐开元四年（公元年），张九龄奉诏开凿了大庾岭新路，过岭路线彻底东移，开启了赣南发展的新时代。

赣粤通道在唐代以前就存在，只是较之郴州线离国都更远，而且道路险狭，不能通车。张九龄在《开凿大庾岭路序》中提到了原大庾岭道的艰险：

……初岭东废路，人苦峻极。行径夤缘，数里重林之表;飞梁嶪嶻，千丈层崖之半。颠跻用惕，渐绝其袁。故以载则曾不容轨，以运则负之以背……

从张九龄文中可知，大庾岭道在张九龄开凿以前曾经荒废，虽能通行，但条件很差，不足以通车。更重要的是，张九龄在序里陈述了修建的理由：

先天二载……我皇帝御宇之明年也。理内及外，穷幽极远……而海外诸国，日以通商，齿革羽毛之殷，鱼盐蜃蛤之利，上足以备府库之用，下足以赡江淮之求……

可见，张九龄认为开凿大庾岭路的原因在以下两点：（1）政治上加强对边远地区的治理（穷幽极远）；（2）经济上利于对外贸易。其中经济因素显然是重点，不单指出“海外诸国，日以通商”，还特别指出大庾岭商道对江淮经济圈的重要作用——“下足以赡江淮之求”。

张九龄作为朝廷的重臣，他的文章可视为唐朝开通大庾岭路的政策解读。如前所述，经济重心南移、过岭路线东移的背景之一，是唐朝前期与西域各国之间的战争，西域丝绸之路曾经一度堵塞。这样，就可以勾勒出大庾岭道开通的目的了：

一者，北方陆上丝绸之路因为和突厥、吐蕃的战争受到影响，贸易风险大；

二者，南方海路畅通，航海技术发达，货运量大，已经形成比较成熟的海上贸易

三者，隋朝开凿的大运河已经开始发挥作用，江淮经济圈逐渐形成，则南方贸易大港广州及其代表的岭南经济区与江淮经济圈的密切联系必将带来巨大的经济效益。

于是，大庾岭道在中央王朝的经济新版图中的地位开始凸显，可以看出，大庾岭路比起其它两条路，最大的优势不是它跟中央王朝的联系，而是实现了岭南和江淮经济圈的紧密联系。

大庾岭新路串连形成的东南路线，是从东都洛阳出发，途经河南、江苏、安徽、江西，通往广州，跨越五省，连接黄河、淮河、长江、珠江流域，途经关东、江淮和岭南三大经济区。如图3-1所示，这条线路，沿线串接了全国最发达的商业城市和地区中心城市，如洛阳、扬州、湖州、杭州、蕲州、洪州、饶州、广州。区域之间的联系增强了地域分工和合作关系，江南和岭南经济日趋发达。

唐代大庾岭固然已显重要，但宋代才是这条要道的辉煌期。由于宋代“冗兵”的财政压力，极重广南外贸，以补贴国用。大中祥符九年()二月，宋真宗诏令:

“如闻广南上供纲运，悉令官健护送至阙，颇亦劳止。自今令至虔州代之”。

自此，官方确立了虔州城的转运站地位。虔州成为了“广南纲运，公私货物所聚”之地]。嘉佑八年()，江西提刑蔡挺与广东转运使蔡抗两兄弟商议，由两道各自出钱，整修大庚岭道]。大庾岭道更“商旅如云，货物如雨”。

凿滩行舟——路应凿开三百里“赣江十八滩”

但是，张九龄等人凿修大庾岭并没有彻底解决这一线的交通问题，虔州有另一处交通天险——赣江十八滩。

赣水自虔州北行一千二百里入长江，虔州以北六十里处，有三百里巨石滩险，梗阻航道。此即“南康赣石”，是与蜀之三峡、陕之三门齐名的“险绝之所”。其中的“惶恐滩”，即文天祥《过零丁洋》诗中“惶恐滩前说惶恐”的所在。十八滩险对交通的制约非常大，以至于非丰水季节无法大规模运输。这在卢循、徐道覆起义和陈霸先北伐的历史记载中都得以印证：

六年春正月丁亥……是月，广州刺史卢循反，寇江州。六月，高祖发自南康。南康赣石旧有二十四滩，滩多巨石，行旅者以为难。高祖之发也，水暴起数丈，三百里间巨石皆没。

卢、徐和陈霸先的北上时间都选在六月，显然都是因为到三百里赣江石滩的险阻作用，只能在丰水期进行大规模运输。这一点，《陈书》记述得很清楚。以卢、陈的军事力量都不能忽视十八滩险，可见险峻，也可见它对交通制约的严重，直到唐中期发动政府力量，才清除了这一障碍。

安史之乱（）前后，是唐朝对外贸易路线的转移时期：此前，唐朝的对外贸易路线还是以陆上丝绸之路为主；此后，盛唐转衰，无力掌控西域，陆上丝绸之路被阻断，海上丝绸之路取代陆路成为唐王朝对外贸易的主要通道，大庾岭线愈发重要。

于是，在张九龄开凿大庾岭道之后72年，安史之乱后33年，唐贞元四年()，虔州刺史路应“凿赣石梗险，以通舟道”。

在路应开凿十八滩之前，此处险峻之极。唐诗有云：“月明渡口漳江静，云散城头赣石高”。孟浩然咏《下赣石》，诗云:

“赣石三百里，沿洞千嶂间。沸声常活活，洊势亦潺潺。跳沫鱼龙沸，垂藤猿狖攀。榜人苦奔峭，而我忘险艰。放溜情弥惬，登舻目自闲。暝帆何处宿，遥指落星湾。”

可见在唐代凿滩开岭之前，大庾岭线是很难成为岭南与中原的交通主线的。反观之，在当时的社会生产力条件下开凿三百里滩险，工程可想而知是非常艰巨的，从中一方面可以看到赣江的重要性大幅跃升，另一方面可管窥唐朝政府疏通东南，联系岭南、江淮经济圈的决心和动力。

这里的滩险在宋代还仍是险峻，宋朝的庄绰在《鸡肋编》里描述了十八滩的险峻，并引用了苏轼的记述：

……贡水在东，章水在西，夹城北流一里许，合流为赣江。江中巨石森耸如笋，水湍激，历十八滩，凡三百里始入吉州万安县界为安流…………吉州万安县至虔州……由赣水经十八滩三百八十里，去虔州六十里，始出赣石惶恐滩，……东坡贬岭南，有《初入赣》诗云：“七千里外二毛人，十八滩头一叶身。山忆喜欢劳远梦，地名惶恐泣孤臣。”注云：“蜀道有错喜欢铺，入赣有大小惶恐滩，天设此对也。”其《北归》云：“予发虔州，江水清涨丈余，赣石三百里无一见者。惶恐之南，次名……凡十八滩……惟石投水不深为可畏也。”

庄绰是宋人，曾在虔州居住，他的记载显然可信——宋代的十八滩仍极为险峻，可与“蜀道”相比。

为此，北宋州守赵亦曾再度募集人力，大举凿滩。这次工程的力度当不下于唐代路应发动那次。文天祥《重修知军赵清献公祠记》中说“清献距今二百余年，赣石公所凿也”；宋徐鹿卿《赣滩诗》云“清献昔疏剔，不露斧凿痕”。这三者同为宋人，其事迹显然确凿无疑。

从一次次凿滩开岭，挑战天险的古代大型工程，可以看到经济重心东南移、过岭路线东移不仅仅是经济、社会发展形成的自然趋势，背后也有国家意志的推动。回溯历史，隋朝政府开通大运河，启动了这一趋势；唐、宋两朝政府看到了这一大趋势，顺应时势实行了积极的推动政策。凿滩开岭之后，舟车通行，大庾岭线不负唐朝政府所望，成为绵延数千里，北入中原，中经赣江，南达广南的南北水陆交通大动脉；宋朝政府更是积极建设和利用这一条大动脉，推动了宋代虔州乃至整个赣江流域的经济繁荣。

长江中游经济、交通重心东移和赣江流域的经济繁荣

这样，在经济利益的吸引和国家力量的推动下，唐宋时期不仅整个国家的经济重心南移，而且东南地区内的经济、交通格局都发生了结构性的变化。赣江流域在唐宋时期，尤其是宋代，发生爆发性的经济增长，从而取代荆湘流域，成为长江中游的经济领先地区。以下对比秦汉以来长江中游湘、鄂、赣三省的历代经济、交通形势，以证明这种趋势改变的必然性。

秦汉时期进行的岭南开发，人口流入最多的郡县是江南中部零陵、桂阳、长沙、豫章。其中湘江流域人口增长最快，四郡中占了三个，江西的豫章因为地处鄱阳湖，交通便利而在其列[]。可想而知，在秦汉两代，湘水流域的经济开发优于赣水流域。湘江流域相对于赣江流域的经济优势，在三国至南朝的时候就已经开始改变：一是为赣江与南都建业之间的距离更短捷；二则因为孙吴政权控制岭南和赣江全线，相较之下，湘江流域被吴、蜀分割而不得畅通。所以从三国开始，湘水运道便退居次要，而赣江则成为连通吴、越的大动脉[]。《隋书·食货志》记载，萧梁时南京城外的三大粮仓，“……在外有豫章仓、钓矶仓、钱塘仓，并是大储备之处”。豫章仓在今南昌，钓矶仓在今江西九江。

湘江流域相对于赣江流域的经济先行优势在唐宋的时候被完全改变，赣江流域得益于袋状的封闭地形，历代战乱较少，人口大增。根据方志远对湘、鄂、赣三地区人口和经济的研究，两汉时期，湘鄂赣人口最密集的地区是荆州的所在地南郡；到了唐代中期，江西设县已接近两湖，而户口数则分别超过了两湖；两宋时期，江西的经济和人口发展更加惊人，江西设县超过了两湖，户、口总数更是分别超过两湖的总和。

人口分布与农业经济紧密相关，唐时江西的农业经济发展水平已高于湖南（湖北由于战乱更是萧条）。北宋统一全国之后，江南西路成为上供物资来源地，“广南金银、香药、犀象、百货陆运至虔州，而水运入京师”；南宋时的江西更是粮食的主要供应地，征收量全国最高。南宋吴曾著《能改斋漫录》卷十三记：

“……惟本朝东南漕米六百万石，以此知本朝取米于东南者为多。然以今日计，诸路共六百万石，而江西居三分之一，则江西所出为尤多”。

不仅贡纳和粮食输出令人瞩目，北宋中期的江西城镇和商税增长速度都十分耀眼，即使与长江下游区域相比也不遑多让：根据马峰燕的统计，40年间，城镇增长45.1%，超过了江南东路(25.9%)、福建路(24.1%)以及两浙路(23.1%)，高居东南第一；商税增长53.2%，也快于江南东路[]。

通过上述流域之间的宏观横向对比可以发现，三国至两宋，长江中游的经济、交通重心一直呈东移的趋势：唐宋时期，赣江流域取代荆、湘，成为长江中游的经济重心；连通中原、江淮和岭南的大庾岭—长江—大运河线也一跃成为中国南北交通的主要动脉。

综上所述，唐宋时期大庾岭线在岭北的交通格局中成为重心，是由于以下几个因素的叠加：

（1）唐宋时期的经济重心南移；

（2）长江中游的经济、交通重心东移至赣江流域；

（3）西域变乱，海上丝绸之路取代陆路，成为对外贸易的主要路线；

（4）唐朝政府凿滩开岭，打通虔州一带的岭峤江险。

唐宋的赣江流域成为长江中游的经济重心之后，经济发展展现出欣欣向荣的繁盛景象。

田粮方面，北人入赣，耕作技术提升，耕地扩大，亩产提高。唐代江西、湖南的米粮已成为北运的主体，永贞年间江淮大饥，即调江西、湖南米粮救济。南宋的江西米粮更是常年输援荆湖、江淮大军。

经济作物方面，唐代全国产茶，江西最多，浮梁是中心产地，白居易《琵琶行》诗云“商人重利轻别离，前月浮梁买茶去”，又有《新唐书·地理志》记饶州为贡茶产地，税额竟占全国茶税八分之三；林木是江西历代盛产，且材巨质佳，远销外地，“利则数倍”，隋代的宫殿巨木由豫章采来，竟“二千人挽一材”；、柑橘历来为江西名特产，到唐代已有专门种植，其中有贡品，张九龄诗云“江南有丹橘，经冬犹绿树”，白居易诗云“见果多卢橘”，“江果尝卢橘”；另外，蔬菜和药材也颇为盛产，都有贡品，并且有商品化的迹象。

手工业方面，唐宋的江西陶瓷业渐负盛名，洪、吉两州和景德镇的瓷器除上贡之外，还远销海外；饶州银山产银占全国银税近六成，虔州有瑞金监产铜钱，信州有铅山开采；虔州夏布在宋代是贡品，亦行销海外，江西七州均贡紵布，洪、虔、吉、抚均贡丝布；竹编器具在江南流通；临川滑薄纸、九江云兰纸均为名纸；制糖、酿酒亦为名产；渔业、造船业、航运业更是历史久远，技术发达。

王勃《滕王阁序》云“渔舟唱晚，响穷彭蠡之滨”，尽现江西舟船之盛。唐代的江西洪、饶、江州是重要的造船基地。唐太宗曾令阎立德特地到到洪州“造浮海大航五百艘，遂从征辽。”贞观十八年（），唐太宗远征高丽，又令阎立德等“诣洪、饶、江三州，造船四百艘，以载军粮”。

水网密布，船运如此发达，大庾岭线又是联通中原、江淮发达地区的交通动脉，“海外诸国，日以通商”，江西的商业也随之发展起来。范文澜在《中国通史》第4册中叙及唐代的西域商人，说“在长安的西域商人，也还有经由海道一路而来，其中多半是大食、波斯人。他们先自南海到广州、由广州经洪州（江西南昌）、扬州、洛阳而到达长安。长安城中的西域商人，盛时总数达数千，组成为一个极富有的集团”。

宋代的小说集《太平广记》里，有两则关于胡商在江西做买卖的故事：一个是临州岑氏在豫章卖给波斯商人两块宝玉，得钱三万；另一起则是莫傜在洪州将一象牙以百万卖给胡商。可见胡商北上长安，途径江西，在当地做买卖是常有的事情。《隋书·地理志》甚至还记载了江西妇人从商的现象，豫章“衣冠之人，多有数妇，暴面市廛，竞分铢以给其夫。”隋唐时期的江西竟多有妇人从商，亦足见其商业的兴盛。